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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留守人群之司法保护

发布时间:2016-08-22    

 

【摘要】农村留守人群作为城乡二元体制与城市化进程的特殊产物,他们是现代社会与传统乡土夹缝里的弱势群体,对农村留守人群进行特殊的司法保护已成为预防农村留守人群犯罪、保障农村留守人群合法权益、维护农村社会秩序的关键。本文立足于风险社会理论下的社会秩序与社会管理的讨论,以期对预防农村留守群体违法犯罪及合法权益之保护有所裨益。
【关键词】 留守人群    司法    保护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向城乡流动,并成为城市建设和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外出务工流动人员规模达2亿以上,其中78.7%为农业户口。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由于大多数青壮年男性外出务工,把老人、妇女和孩子留在户籍地,便催生了留守老人、妇女、儿童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随着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增速,留守队伍的规模不断壮大,侵害留守老人、妇女、儿童的犯罪和留守人员自身心理偏差导致的犯罪日益增多,对司法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司法机关如何立足司法职能,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加强对特殊群体和困难群体的司法保护,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他们困境的措施,这是当前司法机关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紧迫问题。
一、留守人群的生存现状
留守儿童虽然因父母外出务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但这些给内心空寂的留守儿童在生活照料、学习表现、内心情感等方面带来的是更深层次的负面影响。由于父母监护的缺位,现有的监护力量不足,让部分留守儿童在生活中面临安全无保、学业失助、品行失调等成长风险和隐患。留守儿童正处于身体发育、初涉人生的关键时期,监护和关爱的缺失导致他们的安全、学习、心理受到严重影响。他们长年与父母相隔,隔代监护、寄养监护、无人监护、学校寄宿是他们主要的生存状态。据调查,部分农村劳动力输出大县市的留守儿童占当地儿童总数的比例高25%—30%,其中,62%的留守儿童由祖父母、外祖父母监护,32%的由单亲监护,6%的由亲友监护。留守儿童在如此的生活方式下因长时间缺乏父母的关爱与亲情间的交流,父母重视其物质上的保障而疏忽了孩子精神上的需求,致使留守儿童在感情上与父母产生真空地带,导致心理出现偏差,形成自卑、自负、孤僻、叛逆、任性、暴躁、极端等缺陷性格。大多数留守中学生存在轻微或轻微以上的心理健康问题,其中轻度心理健康问题的存在为犯罪分子留下了可趁之机。一方面他们缺乏自卫意识和自卫能力,容易受到他人的非法侵害或人身伤害,据调查,在12至16岁的留守儿童(少年)中,4%被敲诈勒索过钱物,16%受到过同学、同龄人或同村人的打骂、欺负、歧视等伤害,有的甚至被打伤,部分留守女童曾经受到猥亵、强奸等性侵伤害;另一方面他们缺乏健全的性格和自制能力,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甚至自杀轻生之路,危及他人和自己的人身安全。调查发现,在青少年犯罪案件中,60%的犯罪嫌疑人为留守青少年,年龄在十四至二十周岁之间,大多文化程度不高,小学毕业或初中肄业的占90%,以侵犯财产型犯罪为主,常结伙作案。
留守妇女由于家庭夫妻间的情感关爱缺失,身心长期忍受着巨大煎熬,她们独自肩负着本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的生产劳动和家庭抚养、赡养责任,承受着多重生活压力。“劳动强度高”、“精神负担重”、“缺乏安全感”是留守妇女生活的真实写照。沉重的劳动负担和家庭负担使留守妇女不堪重负,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影响。同时,由于丈夫长年在外务工,生活空间的悬殊导致夫妻二人拥有不同的意识世界,经常存在知识、信息、观念、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外出民工的流动与驻地留守造成的长期夫妻分离,使得婚姻应有的一些功能很难实现,夫妻生活的不和谐使得他们的婚姻存在很多潜在问题。据调查,在农村离婚诉讼中,涉及留守群体离婚案件就占68.5%。她们大都身单力薄,农村治安状况又不好,再加上长期的精神失度、繁重的家庭负荷致使其严重缺乏安全感,对生活失去信心,对事情不负责任,容易冲动。极易成为性侵害和盗窃、抢劫、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的主要侵害对象。据调查,留守妇女中,33%的家里被偷过,50%的成为性骚扰和性侵的犯罪对象,15%的因农田灌溉、山林、土地或小孩管教等纠纷被他人打伤,或者因其采取过激行为,致伤对方。这些被害人的受教育程度都不高,法律意识淡薄,大多都不敢反抗且迫于社会舆论压力不敢报警,致使犯罪行为一再发生,产生抑郁、焦虑、怀疑、狂躁等心理病变,最悲惨的结局是导致“女性恶逆变犯罪”,诱发残忍的犯罪心理,走向疯狂的报复极端。
留守老人作为贫困山区的弱势群体,随着农村尊老、敬老等传统观念的淡化,留守老人“老无所依”的现象愈发严重。如果说农村是法制之光的盲点,那么留守老人则可被称为普法之网的死角。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外出子女无法为留守父母提供经常性的照料和关怀,家庭养老的基础受到了动摇,留守老人生存所必需的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受到严重影响。同时,由于子女的外出,农业生产、照看孙辈、人情往来等重负都压到了留守老人身上,导致很多留守老人的生活处境令人堪忧。而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制尚不健全,对留守老人的养老保障能力有限。社会转型伴生的人口老龄化、家庭核心化和小型化、价值观念的改变等,又进一步增加了留守老人获取养老资源的难度,使留守老人的养老面临更大挑战。据调查,17%的留守老人得不到子女的赡养,只能靠自养过着低水平的生活;13.5%的留守老人与儿媳孙辈一起留守,常伴有被儿媳歧视打骂的情况,精神生活极度匮乏。另外,他们大都已到风烛残年,记忆力和判断力明显减退,极易遭受不法分子的侵害,其生活水平低、情感寄托少,也容易引发一系列的心理问题,被犯罪分子所利用,出于同情心或为子女挣钱减负等考虑,最终上当致使钱财被骗。并且,这些钱财多是农村留守老人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和养老积蓄。或者,因为平时既要从事繁重的农田劳动,又要照顾未成年的孙子孙女,其压力超乎想象,为了释放这些压力,种种犯罪行为都不可避免的成为留守老人的选择对象,以暴力、性侵类犯罪为主,犯罪手段残忍、犯罪动机复杂,形成了贫困山区留守老人犯罪的主要特点。此类案件主要呈现三个特点:一是犯罪嫌疑人多为农村“空巢”老人。二是犯罪嫌疑人多是利用从事零售小吃等买卖的便利条件,诱惑和欺骗留守儿童,达到猥亵奸淫的目的。三是被侵害的儿童缺少防范意识,甚至不知道自己受到侵害。淡薄的法制观念,长期的心理失衡,不堪重负的老人一旦精神崩溃,便会走上极端的道路,引发犯罪行为。
二、留守群体权益保护的法律探讨
留守人口现象的出现,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整体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目标、城市偏向的发展模式。因此,留守群体的司法保护,从长远来看有赖于一个城乡协同、权利平等、和谐交融为终极关怀的发展模式。简单来说,这种发展模式必须以减少或改变对农村和农民生存资源的挤压与攫取,还原和重建乡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力。要实现这一目标,首要是停止以“现代化”和“效率”为名对农村土地、人力、资金、教育等各种资源进行的汲取,杜绝以政策手段加剧农村社会的凋敝;同时,将财政投入和政策扶持真正向农村地区倾斜,以地方特色和农民意愿为前提促进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使农村居民实现本土生活的安定富足。针对庞大的留守群体,我国目前虽有一些保障其权益的法律法规,但针对这些特殊群体的立法保护离现实法律需求还有较大距离且没有可行之土壤。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政策的保护和基层警力的充实就显得尤为重要。
找病根,寻本源,不断修改和完善政策性规章制度。加强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局等政法部门和教育、民政、妇联、共青团等单位之间的协作交流,保障各项相关法律政策的落实,从而实现留守群体权利得以充分保障的目的。针对农村留守群体权利受侵害的现状,国家及各级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政策性规章来规范和处理相关的问题,将农村留守群体工作纳入各级党委政府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和工作计划之中,将留守群体各项权益保护列入党委政府的统一考评之中,并纳入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并建立、完善由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专业部门负责、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相互协作、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共同研究解决留守群体的困难和问题。
从严打击,标本兼治。农村治安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留守群体的法律意识淡薄,缺乏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维权意识,对自己遭受的各类违法侵害忍气吞声,使得犯罪行为和犯罪活动没有受到严厉有效的打击。出现这类情况的原因,一方面由于基层警力不足,对各类违法犯罪活动不能实现强有力的有效打击;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的发展导致小范围的自我利益意识,村民群体维权和群防群治观念未形成,自治组织欠缺,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还进一步的恶化了农村的治安环境,增加了农村治安治理的难度。因此,要全面保障留守群体的权利,就必须加强农村治安管理,适当增加基层警力和财力,建立和完善“农村警务室”和“义务联防队”制度,建立突发性恶性犯罪的预警机制、应急机制,实现“严打整治、科学防控”,从而全面提升打击犯罪的力度,以点育面,大力开展警示教育和普法宣传活动,逐步减少此类违法犯罪案件的发生,从而维护留守群体的合法权益。
三、对留守群体司法保护之建议
受农村传统思想影响严重,留守群体普遍法律意识淡薄,法律知识缺乏,怕与法律扯上关系,更害怕繁琐的司法程序。其中以留守妇女最为严重,当她们自身及其家人的权利受侵害时,往往不但不积极的寻求法律援助,反而极力的隐瞒,导致犯罪分子肆意横行,导致司法机关执法困难。针对以上问题,除了国家的政策支持、政府和社会的扶持,司法机关应该充分发挥司法职能,切实保障留守群体权利少受或不受侵害。针对留守群体成立相应的部门,设立司法救助专项基金,制定行之有效的帮扶机制,加大对这类群体的法律援助和宣传力度,利用司法职能针对性的设立联系点,建立留守群体信息档案数据库并定期走访更新,建立公检法司共享的留守群体信息共享机制和平台,从源头上扩宽救济途径、简化司法程序、确保有告必理。同时,也要鼓励他们在权益受侵害时拿起法律武器维护合法权益;帮助他们警惕和预防心理畸形导致的恶性犯罪,为留守群体撑起法律的保护伞。
(一)发挥司法督促功能,建立以家庭、学校和社会齐抓共管的教育机制
司法行政部门可建议将留守儿童的教育纳入各部门的评估考核范畴,督促留守儿童家长经常和子女交流沟通,让他们体会到父母的爱,巩固亲子关系,这种给孩子精神上的温暖是物质满足所远远不能比及的。父母要利用多种方式和途径对留在老家的孩子的学习、生活各个方面加以关心、教育和指导。完善学校教育功能。努力使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形成合力。学校应充分发挥教育优势,特别注意与家长的联系沟通,提高他们对教育的认识。要充分发挥政府职能的作用,彻底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需要各个部门和各级政府的协作才能完成。司法行政部门可建议各个部门和各级政府的在政策层面上采取措施,以确保教育的公平、和谐发展。在教育资源的配置上城乡结合,统筹安排。开放城市公办学校,并利用城市闲置教育资源开办农民工子弟学校,使农民工子女能在就业地入学,以逐渐减少留守儿童的比例。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尽量为双亲在外地或亲友不能有效地提供完整成长环境的农村留守儿童提供住宿便利,要积极创造条件发展农村寄宿制学校,为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通过对农民工进行教育,提高他们对子女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引导他们妥善处理提高经济收入、改善生活条件与子女教育之间的关系。同时,在农村积极开展对留守儿童家庭家长的教育培训,帮助他们树立家庭教育的正确观念,掌握家庭教育的基本常识。
(二)发挥司法职能作用,严厉打击各类危害留守人群权利的违法犯罪
针对此类案件,要加强审查的专业性,加快审查速度,应捕的快捕,应诉的快诉,应从重处罚建议从重处罚,切实增强留守群体的安全感。对于一些自诉的刑事案件,受害留守人群因证据不充分向司法机关提出请求的,应依法督促公安机关积极采取侦查措施,帮助其解决取证难的问题;符合起诉条件的,依法提起公诉。充分发挥民事行政司法职能。对于留守人群的申诉案件,指定专人优先办理,并做到及时审查案件,及时调阅案卷,尽快调查核实。对确实存在判决有误或不公的,符合抗诉条件的,及时提起抗诉,及时纠正错误或不公的判决。对因留守人群理解偏差或情绪问题引发的申诉,要耐心细致地做好息诉服判工作,避免缠诉缠访现象出现。最后,要切实提升司法建议实效。对于法院作出涉及的留守妇女离婚财产纠纷、留守老人赡养纠纷、留守儿童抚养纠纷等案件的显失公平的调解协议,以及对留守儿童申请变更监护人等案件不予受理的,留守人员向司法机关申诉的,民事行政部门干警应当耐心听取陈述,认真了解案情,及时依法向法院发出司法建议,要求法院予以及时纠正,切实维护留守群体民事权利。
(三)立足司法部门职能,建立社会帮教机制
将留守群体的工作纳入社会综合治理体系,构建起以司法机关为主导的社会化帮教机制,与团委、妇联等单位联合行动,把现有的“三关爱”工程拓展到“四关爱”(纳入关爱农村留守妇女内容)为基础的农村留守群体关爱工程,社会、政府、司法机关多方联动实现对农村留守群体的跟踪帮扶。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定期摸排,全面了解掌握留守群体基本情况,及时了解留守群体在生存发展中突出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积极探索和研究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选派有责任心的年轻干警成立关爱留守群体志愿服务队,组织干警与留守群体进行帮扶结对,定期前往开展关爱活动,帮助其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建立留守群体信息档案,将留守群体的个人家庭情况、心理健康状况、受侵害的现状、犯罪情况等建立全面细致的信息档案,将留守儿童的安全问题纳入重点监管范围,连同公检法司一起搭建留守群体信息共享机制和平台,并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类帮教,实行动态化跟踪管理,及时把矛盾和违法犯罪苗头扼制在萌芽阶段。
(四)加强正确舆论宣传,转变留守群体的法律维权观念
司法机关应以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建立符合当地实情的留守群体宣教机制,联合团委、妇联等单位积极开展法律宣传活动,选派有经验、有耐心的干警作为联络员定期到各村居开展法律咨询和宣教工作。在宣讲维权知识和法律知识方面,应精选部分具有代表性和警示意义的典型案例,针对不同群体分别在村居、学校、社区等地开设法制课。并利用节假日时间,组织业务骨干,深入农村发放宣传单,提供法律咨询,宣传《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婚姻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法律中涉及老人、妇女和儿童权益的相关规定,提高留守群体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增强留守群体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和积极性,预防和减少潜在矛盾和不安定因素,防止侵害合法权益事件和恶逆变犯罪事件的发生。
(五)延伸司法保护职能,拓宽司法救济渠道
司法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应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开展留守群体维权专项活动,为留守群体寻求司法保护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各司法部门可根据自己的实际工作情况出台相关实施方案,明确责任、细化任务、包村到户,保证每一名干警至少联系一至二个村,与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保持经常性的沟通、联系,解决其生产生活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维权活动取得实效。与此同时,充分利用司法职能拓宽司法救济途径,在控申信访窗口专门设立为留守群体提供咨询服务的咨询台,积极引导诉讼,指导其利用法律手段维权。建立留守群体权益保护“绿色通道”,联手各司法行政部门建立“司法绿卡”双向法律服务机制,向来法律援助中心反映的留守群体发放“司法绿卡”,保障留守群体维权途径畅通,节省进入司法程序的时间,减轻维权给他们带来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连同法律援助部门完善弱势群体司法救助和法律援助制度,加大对留守群体的法律援助力度,扩大法律援助案件范围,提前法律援助介入,设立司法救助专项资金,为留守群体提供完善的法律救助。
(六)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建立犯意阻却机制
对留守人群实施的轻微刑事犯罪,适用“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和“从宽”处理的原则,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积极向法院提出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建议,做到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积极探索诉前和解机制,促进双方沟通、协商,妥善处理赔偿问题,最大限度地挽救失足者,减少农村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加强司法机关与学校、社区的联系机制,建立起司法干警定人、定点、定时进入学校、社区帮教制度,探索干警进入中小学校、社区挂职或兼职制度,完善重点人群定期旁听法庭审判活动制度,让留守群体相信法律的公正,感受到城市的温暖,消除违法犯罪的土壤。切实把警惕和防范畸形心理导致犯罪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落实在实处。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建立突发性犯罪的预警机制、应急机制。妥善处理好弱势群体的利益问题,避免矛盾的激化,从根本上消除因心理疾患引发犯罪滋生的社会土壤。在继续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和各种恶势力的同时,坚决查禁群众关注的民生领域的犯罪和职务犯罪,搞好综合治理,努力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
总之,留守群体之存在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其权益保护不仅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活发展,也关系到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走向,更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在目前留守群体的各项司法保护体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发挥司法行政部门的职能作用,充分协调和发动各级党委政府、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力量,共同关注并切实解决好留守群体的权益保护问题,对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和发展有作巨大的推动作用。
                 习水县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归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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