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水县人民法院

http://xishui.guizhoucourt.cn:80/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联系我们
法官论坛

案例研究

当前位置:首页>> 法官论坛>> 案例研究

立案登记制的理解

发布时间:2016-08-25    

 

郭 霞
为了有效化解我国长期存在的“立案难”顽疾、切实保障公民依法行使诉权,在新一轮司法改革的过程中,中共中央于 2014 年10月28 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出了“健全公民权利救济渠道和方式”,“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的要求,以期实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等目标。与此相契合,2015年 2月 4日起正式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初步规范了民事立案登记制,并明确了对恶意诉讼、虚假诉讼、滥用执行异议之诉等非诚信行为的规制措施。为了进一步深化司法改革,最高人民法院又在 2015年4月 15日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立案机制改革的全面推进和新设制度的顺利贯彻,提供了契机和助力。
此次改革的一个突出的核心亮点就是:“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对人民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这一改革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密切相关,对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到人民法院打官司“立案难”问题、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权进而化解“信访不信法”难题意义重大。然而,目前许多人在解读该制度时,未能对《决定》的表述进行整体上把握,同时对我国现行的法定立案制度的认识存在偏颇,简单地以英美国家的立案登记制来解读《决定》提出的立案登记制,导致对这一改革的误读甚至误解。因此,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当前新形势下的立案登记制度背景下的相关焦点法律问题予以抽丝剥茧,明晰观点,以正视听。
一、立案登记制度背景下的案件审查问题
  《意见》中的立案登记制是否就是“只要当事人向法院提交了符合要求的起诉状,法院无需审查,就应当立案登记?”综观各国的的立案制度,大体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对当事人的起诉既进行程序性审查也进行实体性审查,这是典型的立案审查制;二是只对起诉状的格式要素进行审查后即予以立案,这是典型的立案登记制;三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相对立案登记制,即对当事人的起诉进行程序性审查而不审查实体性问题。《决定》虽然有“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要求,但在这之前设置了一个前提,就是“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所谓“依法应该受理”,就是应当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这就需要按照法定的起诉条件进行审查。只不过这时的“审查”是程序性审查而不能是实体性审查而已,即审查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而不审查证据是否确实、理由是否充分等实体性问题。
应该说,无论是立案登记制,还是立案审查制,立案审查都是必需的环节,这是由司法解决纠纷能力的有限性和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决定的。社会纠纷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司法不是解决纠纷的唯一途径,司法也不能垄断纠纷的解决,司法只有审理具有可诉性的社会纠纷才能充分发挥纠纷解决的功能,实现预期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如果将不具有可诉性的社会纠纷强行纳入司法程序,不仅不能解决纠纷,还会损害司法权威,浪费司法资源。因此,有必要对欲进入诉讼程序的社会纠纷进行审查,以判断是否具有可诉性,避免劳而无功。
 二、立案登记制度背景下如何规制滥诉行为问题
《意见》还在一定程度上细化了登记立案的实体构成性规则和程序实施性细则,初步搭建起了条件控制与过程控制相配合、审判权与诉权制约相兼顾、对虚假诉讼、滥用诉权的预防与惩罚相结合的登记立案制度体系,以期实现审判权与诉权、依法登记立案与规制滥诉行为之间的关系平衡。
一方面,从确保法院依法登记立案的角度来看:其一,通过明晰登记立案的法定情形和程序步骤,使得当事人能够预先知悉行使诉权的条件和流程,有助于对法院的立案行为进行全面的条件控制和过程控制。其二,通过规定对法院立案活动的内部监督、外部监督以及责任追究机制,有助于预防并惩治有案不立、人为控制立案、干扰依法立案等行为,并能够逐步从源头上规范法院的相关行为。其三,通过强化立案服务措施、引入网络信息技术,使得法院的立案活动更加公开、透明和便捷,有助于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提升法院与当事人之间有关立案活动的信息对称程度和处理结果的社会公信力。
另一方面,依循“诉权-审判权”的权限配置原理和双向互动关系,立案登记制的有效运行不能仅依赖对法院登记立案行为的规范,还需要对当事人滥用诉权等行为进行防范和制裁。在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恶意诉讼、虚假诉讼等现象日益严重,为了规制这些有违诚信义务的违法行为,贯彻落实 2012年修正民诉法时新增的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基本原则,《意见》明确规定了对滥用诉权行为的民事、行政和刑事制裁措施,希望通过规制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无理缠诉等行为,来加快诉讼诚信建设、培育诚信诉讼观。对滥诉行为的防范和规制,有助于平衡诉权保障与依法诚信处分之间的关系,避免宝贵的司法资源被恶意或不当利用,以致背离制度创设时的美好初衷。
三、立案登记背景下如何践行诉前调解问题
当场立案登记与诉前调解乍一看似乎存在矛盾冲突: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须当场登记立案,而诉前调解按最高法院之前相关规定的本义是在案件起诉之后立案之前由法院专职调解员、聘任调解员或者委派人民调解委员会等非诉调解组织对案件进行调解。这样,当场登记立案着实没有留给诉前调解的空隙。那么,可否理解为诉前调解适用于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场合,或者将诉前调解的含义改为人民调解委员会等非诉调解组织在案件起诉之前的调解?前者显然是行不通的,因为由法院专职调解员、聘任调解员,或者委派人民调解委员会等非诉调解组织对案件进行调解,必须是该法院可以受理也即必须是属于法院主管且由该法院管辖的案件;而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也就意味着该案件是否可以受理尚未确定,因而接收起诉状的法院还无权组织调解或委派调解。至于后者,或许还有考虑的余地,即将诉前调解中的“诉前”理解为“起诉之前”而不再理解为“诉讼之前”(立案受理后才进入诉讼阶段),这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来看还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法律术语是约定俗成的并有相对固定的含义,尽管也可能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共时性解释。在最高法院没有明确表示改变诉前调解的含义之前,还是慎重点为好,不宜贸然改变其本义。
  所以,还得进一步寻找更为合适的解决路径。依笔者之见,这样的路径仍应基于“当场”与“诉前”之上,但是需要结合当场登记立案的目的和诉前调解的前提条件来考虑,进而寻找两者的最佳契合点。当场登记立案的目的,在于方便立案、保障诉权。而诉权是由诉的法律制度所确定的赋予当事人进行诉讼的基本权利。既然是一种当事人的权利,当事人当然有行使与不行使即放弃该权利的选择权。而诉前调解不仅仅是“诉前”这一时段上的特征,它还须以当事人的“同意或选择”为前提条件。当事人不同意的,也就不能强制进行诉前调解。最高法院在《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法发〔2009〕45号)第14条规定委派调解的启动有“依职权或者经当事人申请”两种方式,而《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法发〔2010〕16号)第8条规定则强调当事人对诉前调解的选择和同意:“当事人选择非诉讼调解的,应当暂缓立案;当事人不同意选择非诉讼调解的,或者经非诉讼调解未达成协议,坚持起诉的,经审查符合相关诉讼法规定的受理条件的,应当及时立案。”实践中也大都以“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申请,或征得双方当事人的同意”为进行诉前调解的条件之一。如果当事人选择或同意诉前调解的,当然也就可以不当场登记立案了。所以,立案登记制的改革并不否认这种情形下的“诉前调解”,实践中应当继续推行。
    总之,立案登记制改革为破解“立案难”等司法实践中的顽疾提供了新思路和新契机,但其预设功能的真正实现,有赖于对诉权保障与诉权理性行使、依法登记立案与滥诉行为规制等关系的科学平衡,有赖于制度自身的完善细化和配套机制的协作合力。只有更新当事人对诉权的认识和法院对立案的功能判定,并逐步培育公众的理性诉讼观和法院的依法履职理念,才能够最终实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司法公开、司法为民等核心目标。
 

【上一篇】  浅谈未投不计免赔的商业险赔偿问题
【下一篇】  对事实劳动关系认定的思考